30年前，我还是一个青年人，那正是上世纪70年代，不知是一种宿命还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对文学比较爱好，自然也非常喜欢读书。我的父亲就喜欢写作。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给他往报社送稿件——估计老同志是对我进行一种行为式的教育，估计他希望我以后也能成为一个文人。后来，我在清点他的遗物的时候，有机会比较系统地看过他过去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发现老人家写的所谓的杂文和随笔都是行业性的杂文和随笔，比如对大东北冬季建筑施工成功的惊讶与感叹，这似乎没什么风险，但是，在“文革”中他还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吹鼓手”被打倒了。

　　这样，我就没有资格投身到革命运动当中去了。整天无所事事，干什么呢？毕竟是个青年人哪，于是，便每天都到图书馆去借书、看书。按说，我也是想写点什么来着，年轻人想法很多呀，比如诗呀，散文之类的东西，但是，看到父亲和那些文化人的遭遇，看到对文化的种种的限制，就断此念头了。我常跟特别可靠的朋友说，我这一辈子就算完蛋了，没啥前景了。因为，我不想写那些假的东西，我也不是那样一种个性。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仍然坚信，好文章的唯一标准，就是真情实感。我想，这也是巴金先生为什么高呼要讲真话的道理。

　　一晃30年过去了，我也成了一个所谓的作家了。而且，这之前我还当过几十年的文学编辑，这些年我看到的文艺作品和我本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想什么就写什么，可以尽情地发挥个人的才干。我想，要相信我们的作者，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爱国的，爱共产党、爱老百姓的，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你不必担心什么，写不歪。所以，这30年，我看最重要的，就是成功地确立起一种彼此的信任，并让心灵解放了的作家艺术家获得了文艺创作上的自由。其中信任，是自由的根本与基础。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没有这样的信任与心灵的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作秀节目、搞笑节目，包括幽默的短信，可谓是非常自由，谁的玩笑都可以开一开，但骨子里都是阳光的，善意的，甚至是有建设性的。从这个一孔之变化，我认为，这才是30年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变化。

　　的确，我们的党越来越成熟了，我们的政治越来越开明了，我们应当从这样的变化中铭记，我们的民族才能更加兴旺发达起来，才能真正地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老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这个老文人没能赶上笔耕的好年头，当儿子的心酸酸的……

　　30年之前，我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小丫头，只是，我们一家却住在一个由草垫子工厂改成的若干个小屋中的一间里面。这间屋子的面积总共8平方米，其中包括厨房。自己还搭了一个半截的土暖墙取暖。我就在这间屋子里读书、写日记、养家糊口。当时，我最大的“苦闷”是，小屋里唯一的那扇窗户被对面的那幢旧楼死死地挡住了。那幢该死的旧楼离我的私寓也就一米半左右，打开窗户，探出身去，伸手可以够到对方的窗台。一年365天，一点阳光也见不到。我天生就是一个喜欢养花的人，可是，在没有阳光的屋子养花，养一盆死一盆，“前仆后继”不知养死了多少盆可怜的花，让我的生活失去了生气，也失去了乐趣，心灵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莫名的苦闷。那时候我就幻想，什么时候我能有一个8到10平方米的，窗户能见到阳光的屋子呢？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小丫头放寒假，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等房子下来再说》，当时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因为家里不能养花，只好摆些塑料花，于是，她在作文中写道：什么时候家里能养一盆真正的鲜花就好了。但是，爸爸总是说，等房子下来再说吧。可是，房子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到了80年代末，我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当时那个高兴劲儿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新房总共有30多平方米，虽然不大，但是满屋子的阳光。于是，我一下子养了将近半屋子的花，还养了些金鱼。平头百姓也是热爱生活的人啊。当时，我站在新屋子里想，阿成，可以了。但是，到了90年代的中期，在新楼不断涌现的城市里，我的这个还需烧煤的房子终于让我感到了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很快就变得具体起来：一是体力上的，我觉得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劈不动柴火，拖不了煤坯了。另一方面，看到周围的许多贫民区被改造，那些人乐不可支地都住上新房了，精神上的压力也愈加地沉重。于是，人变质了，开始不满足于30平方米的住房了……

　　是啊，往事总是痛苦与快乐并行的，30年的历史也是如此。为什么呢？现在我的住房可以说比当年当省长的住房还好，而且不止一处。所以我总是说，我这一生是幸运的，当然，比我们更幸运的，是我们的晚辈们，他们在阳光灿烂的，充满自由与宽松的社会气氛中茁壮成长，在丰饶的物资环境中生活，这一代人肯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强。由此，我就好像看到了中国的美好未来。中国不仅仅是要走出贫穷，而是要以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编辑 谢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