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因“文革”被迫停办的西南政法大学（时为“西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三百多名求知若渴的78级学子踏入荒芜多年的西南政法大学校园。30年后，这些人将陆续回到西南政法大学校园，共同追忆大学生活。（6月26日《重庆晨报》）

　　以上信息是在“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大会上，由市政府新闻发布中心发布的。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30周年来，从这里走出了40名省部级领导，其中23位被任命为大法官、大检察官、副总警监，6位入选“全国十佳律师，9位当选为“十七大”代表，13位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政法界的“黄埔军校”和法学教育的师资培养基地。

　　重庆的大学有几十所，但在全国有影响的并不多，西南政法大学是个例外：它是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中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建校50多年来，已为国家培养了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10多万人，是全国培养法学专门人才最多的学校之一。因为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在实务界、理论界的突出业绩，成为业界公认的“西南政法大学现象”。

　　作为一所大学，有着如此辉煌的成就，的确是值得骄傲的。为纪念大学恢复招生三十周年而举办各种校庆活动，也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西南政法大学是一所以培养法学专门人才而著称的大学，据西南政法大学网站的介绍，在《当代中国法学名家》首批收录的176名法学名家中，我校教授和校友有32名；在50名“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中，有15位学子入选。而这些才应该是西南政法大学的骄傲和首先邀请的校友，而没有必要在发布会上向世人宣扬自己培养了多少省部级官员。而发布会上发言人最为得意的的发布莫过于此，且在重庆的各大报上不厌其烦的罗列了40名官员的姓名及官职。

　　这种现象恐怕不是西南政法大学独有的，而是国内各大高校校庆的一个共识：无一不是以官员的级别高和数量多来作为衡量一所大学成功的标志；校庆的规模也因官员的级别高而人为扩大。这不是大学校庆应有的现象，这是官本位思想在校庆中的一次集中展示和华丽表演。官本位思想是一切以官为本、以权为纲的思想，是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做官与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有了官位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既能光宗耀祖，荫庇一方；就连学校也大大的沾光。

　　如果说官本位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思想的遗留，它已经根深蒂固、深入骨髓，要普通人一时不受它的影响似乎还不太现实。但西南政法大学是干什么的？西南政法大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培养现代法学人才的专门学校。现代法学人才是干什么的？现代法学人才是法律制度的贯彻者和实行者。我国要走向现代化，首先应该走向法制化，要走向法制化，首先要改变那种对权力的臣服，要改变那种“一言九鼎”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总之，要法制而不要人治。在这样的一所大学，对于官员对于权力应该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疏离，对于自己培养的学生应该一视同仁的欢迎他们回来，不论权力大小，也无论成就高低，都应该不卑不亢，而不应拜倒在权力的裙摆之下。

　　在这里，有必要举一下世界著名大学哈佛的例子。哈佛这所比美国建国还要早136年的大学，如今堪称世界上最古老、最富有、最伟大、最有学术影响力的美国大学。1932年，哈佛成立300周年校庆委员会，最终这次庆典的定调是“一场伟大的庆典，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简洁、高贵和美”，时任校长科南特特别指出，两周的学术交流是哈佛校庆的主体，“哈佛大学是专业化学科和世界级学者的基地，他们聚集在此，致力于对真理的追求。”两周的学术交流不是简单的学术讨论，而是有世界最著名的几十位学者参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盛宴。正如一位评论者指出的，哈佛校庆是“美国大学之母的300年华诞”，是“有史以来最卓著的一次知名学者的聚会”。

　　多么希望西南政法大学校庆的组织者也能像哈佛校庆那样，把校庆办成为西南政法大学“有史以来最卓著的一次知名学者的聚会”。美国人上个世纪30年代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今天难道还不能做到吗？

(编辑 谢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