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很笨的人，并不聪明”，李友荣教授这样评价自己。几十年，正由于心中这个“笨”的观念，促使他一直勤勤恳恳，投入了比别人多好几倍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和工作上。现在他已经是机械自动化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机械传动与制造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金属冶金设备分会理事，湖北省冶金分会理事长，青山区科协副主席，机械学院学术带头人。
李教授上大学的后期，正是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大部分人都忙着闹革命，根本没有心思学习。他知道这种混乱状况不会持续很久，所学的知识总有一天会它的用处。李教授就在寝室的角落里放了一张桌子，牵一盏电灯，趴在桌前啃课本。
本科毕业后，李教授到重庆十八冶参加工作。尽管工作很辛苦，但下班后，他依然利用晚上的时间坚持学习。当时工厂里有一台从前苏联进口的发电机，因为看不懂全俄文的说明书，没人敢使用它。因为大学里学的外语是俄文，李教授便试着去读说明书。尽管他的俄语水平并不是很高，但他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翻字典查资料，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硬是把整整十三本全俄文的说明书翻译了过来，那台闲置的发电机也最终投入里使用。
文革结束不久，各高校开始招生，那个时候，高校的外语已由俄语变成了英语。要想继续深造，必须自学英语。因为没有专门的老师教，自己又不会发音，他就到中学里向英语老师请教，他用中文将老师的发音翻译过来，标注在单词下面。尽管学的“哑吧英语”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把单词抄在一个手掌大的小册子上，装在口袋里。上下班的时候花一个多小时爬山，他就边走路口中边背单词，忘了，就把小册子拿出来看一眼，继续走，继续背。即使到现在，走路的时候他都会习惯得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一下。
经过数年的刻苦努力，在197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我校第一批的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回到了已阔别十年的母校。当时全校仅招收了六名研究生。
因为读研究生时成绩突出，毕业后他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机会。他的勤奋踏实以及那份对工作的热情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1990年他就开始担任机械系主任。那时的他只是一名讲师并且全校最年轻的系主任。
当上系主任之后，教学、管理、科研都集中在一起，对于自认为很笨的李老师而言，他必须更加努力的工作。双休、节假日在他心目中早已没有了休息的涵义，反而成了他安静工作的好时机。即使是在春节里，能休息两三天就很不错了。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所带领的科研组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必须在正月初七前拿出解决方案。为了尽快查出问题所在，大年初二一早他就带着大家到实验室分析情况，空空荡荡的整栋大楼里就他们几个人。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发现大门竟被锁住了，管理员也不知道哪去了。只能继续工作，等到下午管理员来了，才把午饭给补上了。
在工作面前，他永远都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尽管自己所带的课是选修课，但学生的笔记本和作业本是一定要检查的。两百多学生的笔记本和作业本堆在办公桌上，就如一座小山似的。看到桌上的作业本，同事们就知道这个双休肯定可以在办公室找到他。他的办公桌上很少有空着的时候，除了学生的作业就是研究生的论文，他开玩地说：“我的学生肯定有些烦我了，别的导师看论文很快就可以看完，而我要反复看几遍仔细揣摩后再指导，看得很慢。”
为了学科建设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在学院领导的带领下，他马不停蹄地去考察，从北京科技大学到燕山大学，从华中科技大学到中南大学，他所考察过的高校有十多所。为了让年轻人能有更好的深造机会，他亲自与北京科技大学联系，将自己的学生吕勇送到那里继续读博士。
已年近六旬的他，尽管不再担任系主任，但肩上的担子似乎比以前更重了。他承担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有300多学时，再加上指导研究生的工作量共1000多个课时，外加折合1000多课时的科研工作量，学校对教师的工作量要求是260学时，他一个人的工作量相当于近十个人的工作量。因此上午8点上班，12点下班，下午2点半上班，7点下班，也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5点到7点之间，该下班的下班了，该放学的放学了，才是安静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思考问题。”
最近几年，他的身体已不如以前，由于心血管病药品都是随身带着的，有时候忙的连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如继往地工作着。对他而言，大量的工作，少量的休息已经习惯了，一旦闲下来，呆在家里都不知道做什么，反到有点不适应。
从1964年入学开始本科生学习到现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与这个学校里已相处了近30多年（其间在重庆十八冶工作8年）。在这30多个春秋里，他勤勤恳恳的一路走来，也收获了累累硕果：他在冶金设备和设备故障诊断方面，特别是在冶金机械动力、板带轧机轴向力生成机理及调控措施等方面做出了创造性成就，是国内外知名的成就。指导研究生十一届近三十多名，发表科技论文60余篇，科技专著一部，近几年来科研金费累计上千万元。从2000年到2003获得省科研成果进步奖四项，并获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参与并成功申报省重点实验室和博士点，成为机械学院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编辑 梅海兵）